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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8-23   作者:左云霞    点击: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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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和国外高校招收研究生一样,香港高校读研究生并不需要统一考试。学生首先要获得国家教育部认可的学士学位,其次专业成绩要优异,再次英语成绩要达到该校相关专业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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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上海3月19日电(记者许晓青 潘清)来自台湾屏东、台南、高雄等地的15位中小学校长及教育界资深人士19日来到上海江宁学校出席“2010年沪台中小学校长论坛”。他们与大陆同行促膝交流,分享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的经验。  屏东县明正中学校长王春联说,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在两岸均得到了承袭,这是两岸校长、教师共同关心的话题。他说,在学校德育课程的编排过程中,两岸教师往往会有相同的体会,那就是“知易行难”,而教师的职责就是尽可能辅导学生“化知为行”。  论坛上,两岸中小学校长分别演示了各具特色的传统文化教学课程。上海市新武宁小学校长张晓文介绍了学校开展“花韵德泽”德育课程的经验。她说,教师通过讲解花的风度、品格,启发学生了解中华花文化的内涵和相关的民俗节庆传统等。她认为,两岸中小学在中华传统文化教育领域的理念和经验是可以互通的。  屏东县内埔乡东宁小学校长游丽娇介绍了学校辅导学生下田体验农耕劳作的“黄金‘穗’月”课程。她说:“台湾孩子学习种稻,上海孩子也爱养花,大家都是通过亲近植物、亲近大自然,体验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  “2010年沪台中小学校长论坛”由台盟上海市委主办,旨在搭建两岸基础教育交流的平台。台湾南部中小学校长参访团一行此番还将就教职人员素质提升、课外教育、学生心理健康等与上海教育界展开交流。

在《三月不知肉味》里,张炜由孔子在齐国听《韶乐》并大加赞赏“三月不知肉味”生发开来,议论道:“权力是需要仪式衬托的,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权力即是仪式。什么权力即以什么仪式去表达,这都是相辅相成的。这个问题在孔子那儿其实是非常清楚的。孔子关于克己复礼的一整套思想中,有一部分就胶着在仪式上。”古今论权力、说孔子者,不计其数。然而把权力与仪式对等起来,并看出孔子思想中的仪式感的,张炜大概是第一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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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学校坚决贯彻落实“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指导思想,并且在专业建设方面提出了根据市场需求设置专业的改革目标。这的确抓住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质,突出了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的紧密结合,也让我们看到了职业学校满足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大力培养技能型人才的育人方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统筹管理全省普通及成人中等职业学历教育、成人文化技术教育,编制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目录和教学指导文件;制定教学评估标准并指导实施工作;指导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参与全省中等职业学校的结构布局调整的工作;指导全省社会力量举办各类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教学的工作及职业证书考试。

  一个人和一场艰难的教育改革  重视素质教育的“汨罗经验”为何难以复制  不久前,为庆祝黄泽南的70岁生日,湖南省汨罗市教育局特意召开“汨罗教育改革与发展30年座谈会”,现任局长何中良用“永远不能忘记”等词语表达他对这位老人锐意改革的敬意。  黄泽南从1984年1月起担任汨罗县教育局局长(当时汨罗尚未改县为市——记者注),他在任上的14年,使这里的教育成为一种“现象”,迄今为止,已吸引全国各地十几万人前来考察学习,其中包括曾经主管中国教育的两任最高官员,李岚清和陈至立。  在一段时期内,这个隶属于岳阳市的县级市承载了官方和教育界的厚望:既然素质教育的星星之火已在这里点燃,似乎有理由期待它的燎原之势。  但是,那种跟风似的学习,往往无法将素质教育的火种带回。  教育局局长做官还是做事是个问题  汨罗在最近的25年里,只产生了3位教育局局长,而且都来自教育系统。当岳阳市其他县的教育局大都已迎来第三任局长的同期,何中良已在这个位置上干了7年,并且没有迹象表明他会被调离。这个好的传统始于黄泽南,作为汨罗教育乃至中国教育的功臣,他没有将“改革的政绩”作为升迁的资本,相反,他还多次放弃了这样的机会。  在一些外地的教育官员看来,这种“汨罗经验”固然很重要,但不一定乐意借鉴。做官还是做事,许多人愿意选择前者。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在决定汨罗教育发展的众多因素中,有一点很关键,却也很难为其他地方所复制,那就是黄泽南这种人物的出现。“如果没有他,汨罗市的教育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这样的判断,在汨罗市几乎没人反对。  只想当个特级教师  而黄泽南的出现,也具有历史的偶然性。有人笑言,如果换在今天,他不可能成为地方教育的主导者。  在1983年汨罗所确定的县教育局局长候选人的名单中,有乡镇党委书记、县直机关的负责人,但不会有黄泽南的名字。作为县一中的教导处副主任和班主任,他因出色的教学与管理工作已赢得许多同行的尊重,此时依然沉迷于业务当中,很少出校门。黄泽南称自己当时“就想当个特级教师,不会跑关系,领导也不认识我,别的根本不去想”。  县里召开了一次“吹风会”,就局长候选人名单征求各学校校长、书记和教育局机关全体人员的意见。黄泽南因级别不够,没有资格参加此次会议,却出人意料地成为会议的中心。  名单在会场引起强烈不满,有人当场表示反对,并提议由黄泽南出任教育局局长,得到了“好多人的附和”。一个月后,黄泽南竟然真被任命为教育局局长。他后来感叹:当时选拔干部,征求了群众意见,民主和集中统一得比较好。  黄泽南的用人之道  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事例后来在黄泽南任上多次出现。关于他如何用人的故事,至今仍为许多人奉为美谈,并对汨罗教育系统的生态产生着持续而良性的影响。  黄泽南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确立了一套科学、透明、灵活的用人方式,并以此选拔了一大批“可用之才”,为汨罗教育的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黄泽南坚信,美好的教育理想需要一大批有志于教育改革的人来实现。对于这样的人,他“求有德,不求完美;以事业为重,摒弃个人恩怨、好恶”。  黄泽南为提拔教育股副股长李树球,曾被汨罗市主管教育的副市长批评,“你怎么能用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很有个性,除工作之外,与他人几乎没有私人交往,而且讲真话,不怕得罪人。  黄泽南初任教育局局长,每次开会,都会遭到李副股长的指责与反对,但黄局长发现他批评得都很对,“不仅会说,也会写,能总结,清正廉洁,一身正气”。于是,局长出面“做工作”,帮助这名43岁的下属加入党组织,然后力排众议,先后将他提拔为股长和副局长。  在汨罗的教育界,令人欣慰的共识逐渐形成:老师们不需要认识局长,不需要请客送礼,只要努力,就有机会获得尊严和利益。许多人被确定提拔或者调入教育局机关的时候,还一无所知。  黄泽南曾听说某乡镇的“什么学校的一个老师表现很不错”,李树球正好要去这个乡镇开会,局长就请他“留意一下”。会后,镇教育办主任带着李树球走了四五里路来到一所小学,恰逢放学,学生们正列队走出校门。走进学校,李树球发现到处都很干净,便问校长黄文斌,“你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给我看?”校长把他带到学校的陈列室,生动地讲述了一番校史。  随后,他们来到教务处,校长搬出一堆学生花名册,说:“我做了十年校长,没有一个学生辍学。”李树球忍不住又问“还有什么可看”,于是,他们来到学校后面,不远处是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的树,校长用手一指,“这都是学校造的林”。  李树球满心欢喜,回到教育局,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黄泽南,两人认为“此人可用”。不久,这位高中毕业,曾经是民办教师的校长就被调往沙溪乡担任教育办主任,到1996年,他使这里成为考察汨罗教育的窗口。  黄泽南“喜欢提意见的人”,对那些领导评价不好的人,还格外注意。他有多种渠道去发现人才,比如每年为全县教师举办的各类比赛。当然,更重要的是,他建立的目标管理制度。黄泽南坚持认为,管理的结果必须作为利益分配的依据,否则,“管理就没有多大用”。  所以,在汨罗,更常见的情况是,要确定一位校长人选,只要翻翻目标管理结果就能确定。一位民办教师在全市教学质量评比中获得第一名,黄泽南就在一次会议上宣布他“被确定为省级优秀教师,不再讨论”,从而使他转为公办教师。“既然有了科学的目标管理制度,再去研究人选就是多余的,还会出现问题,带上个人的色彩。”黄泽南说。  黄泽南曾经面对的是“大部分不适宜改革开放形势的干部队伍”,他用了大约8年时间,使整个教育系统焕然一新,至少有300人的位置被更换。  如何杜绝大班儿现象  这项复杂而艰难的工程,虽难免引来责难和上访,但毕竟没有导致大的风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黄泽南不仅讲原则,而且重感情。他确立“补偿原则”,只要符合国家的基本政策,就会尽可能给利益受损者以适当的补偿,比如解决职称或其子女的工作。他说自己不愿意让下属“吃太多的亏”。  有很多事实表明,黄泽南对权力并不热衷。他意外出任教育局长,“却只想回一中做老师,在教学上搞点名堂出来”,在最初的两年里,写过两份辞职报告,先后被县长、县委书记挽留。  但黄泽南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教育改革做一些扎扎实实的探索。他上任伊始,面临的是“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的典型局面”:班额恶性膨胀,多的一个班达100多人;留级管理非常混乱,有人没考上大学又回头从初中读起;复读生太多,连幼儿园和小学都未能幸免。  黄局长决定以此入手开始教育改革的尝试,并充分展现了一位改革者的个性和魄力。他确信“不较真就搞不成改革,不能搞假改革,不能以改革的名义去谋取私利”。  因此,他才能够联合省招生办取消考入中专学校复读生的学籍,把县一中录取的几十名复读生全部清退,而且,丝毫不给市委书记面子,书记的儿子想进一中复读,黄局长坚决不同意。  这样的改革者将会遭遇怎样的命运,可以想象。他受到过各种恐吓,前后三次差点被撤职。甚至,一位跟随老局长多年的下属认为,他在1996年身患肝脏恶性肿瘤也与他长期承受的压力有关。  孤独的改革者最终都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黄泽南幸运的是,他赢得了上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岳阳市和省教育厅的支持,黄局长早就下了”。在1990年,湖南省教委主任的一句话稳住了黄泽南摇摇欲坠的位置,尽管此后他还会遭遇非难。省教委主任对汨罗县委书记表态,严厉而坚决:如果你们撤了黄泽南的职,我就马上把他调到省里来。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是需要英雄的带领。许多人把教育变革的希望寄托在个人身上,就如河南省一位普通教师那样,他曾给黄泽南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如果中国有1000位像您这样的教育局长,中国的教育就大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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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林毅夫教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坚守大学讲台的教授却少之又少。据有关部门做了一个抽样统计,全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副教授不上本科生的课,有三分之二的教授不上本科生的课。另据媒体报道: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过去4年中给本科生上满400课时的教授仅有4人,最终只有一人获得名师奖。有业内人士指出,教书育人本是大学第一功能,如今的教授上讲台却需要教育部发文督促,这些人似乎离教育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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